您現在的位置是: 首頁 > 紀檢要聞

關于問責,這些內容你了解嗎?

發布時間:2019-05-16 11:30   來源:《中國紀檢監察報》

編者按:

問責是全面從嚴治黨的利器。黨的十八大以來,失責必問、問責必嚴成為常態,有力推動了管黨治黨從寬松軟走向嚴緊硬。十九屆中央紀委三次全會工作報告強調,實施精準問責,防止問責不力或者問責泛化、簡單化。用好問責利器,必須堅持實事求是、精準有效,依規依紀依法嚴肅問責、規范問責、精準問責、慎重問責,真正起到問責一個、警醒一片的效果。即日起,本報推出“精準有效用好問責利器”系列報道,敬請關注。

一、問責,須臾不能忘了初衷

江蘇省沭陽縣胡集鎮副鎮長張揚被免予問責,近段時間在當地引發黨員干部熱議。

據了解,分管扶貧創業園項目的張揚去年4月等不及審批,決定提前對不符合鮮切花種植條件的鋼架大棚進行改建,確保農戶25萬株花苗及時栽種,避免了農戶的損失。

沭陽縣紀委監委根據調查情況,及時組織召開研判會,認為項目未批先改建是由于客觀原因,而且張揚完全是從實際出發,為了農戶考慮,未造成嚴重后果;項目調整報批申請后來及時得到上級批復,調整項目也通過了相關部門驗收。最終,縣紀委監委決定對張揚免予問責。

對張揚進行免責處理后,縣紀委監委相關負責人與他進行了懇談。“當初下決心做這件事的時候思想上是有準備的,組織上對我免予問責,讓我更加堅信只要為群眾辦事,干凈做事,組織一定會為你撐腰。”張揚說。

問責是手段,壓實責任、激勵擔當才是目的。對張揚的免予問責,傳遞出為擔當者擔當的鮮明信號,得到了當地干部群眾的好評。

當前,由于對黨內法規和相關法律學習不透徹、領會不深刻、認識有偏差,基層一些地方和單位脫離實際、隨意問責現象時有發生,偏離了問責的初衷,效果適得其反。

比如,西部某省一基層紀委根據9份信訪件對一環保局干部先后給予9次問責處理。其中,通報問責6次、誡勉問責1次、組織處理1次、黨內警告1次。這9份信訪件反映的均是該干部日常監督、管理和處罰力度不夠等問題,問責事由均是履職和監管不到位。當地紀委對同一類問題機械地采取一個問題一個處理的方式,甚至在同一天內對該干部2次進行問責,明顯失當,被上級紀委要求整改。

“嚴肅問責,決不能誰說問責就問責,想怎么問責就怎么問責。一方面要以紀法為準繩,以事實為依據,不能隨意、任性;另一方面也要牢記問責是手段,促使黨員干部盡責才是目的,要通過問責喚醒責任意識、激發擔當精神。”云南省紀委監委黨風政風監督室副主任董琦說。

董琦的觀點,與江蘇省揚州市紀委書記、市監委主任李航不謀而合。

“問責要做到精準,就須臾不能離‘譜’。這個‘譜’就是黨章、問責條例、黨紀處分條例和監察法等黨內法規和法律規定,以及中央的明確要求。這些就是問責的依據所在。”李航說,問責是政治性、政策性很強的工作,該不該問責,誰該被問責,如何問責,問責到何種程度等都要嚴格依規依紀依法,如果不論具體是非、不管相關紀法規定,簡單粗暴、缺乏精準,不僅傷害同志感情,結果也難以服眾。

記者注意到,針對問責工作存在的問題,中辦發出的《關于解決形式主義突出問題為基層減負的通知》,專門拿出一個部分,強調完善問責制度和激勵關懷機制,明確指出“堅持嚴管和厚愛結合,實事求是、依規依紀依法嚴肅問責、規范問責、精準問責、慎重問責,真正起到問責一個、警醒一片的效果”。

運用好問責利器,必須吃透中央精神和相關黨內法規、法律規定,準確把握問責的目的和依據,嚴格依規依紀依法精準問責。

廣東省紀委監委在開展問責工作中,堅持從嚴管理監督與關心愛護相結合,既努力做到責任分明、邊界清晰、有理有據,又對知錯改錯的干部認真回訪教育,給被問責干部重返“舞臺”創造條件,促進被問責干部放下包袱,變“有錯”為“有為”。該省惠州市東江高新科技產業園管委會干部陳某某因工作失職失責受到黨內警告處分。市紀委監委及時對其回訪教育,陳某某重新振作了起來,以扎實的工作受到了組織認可和群眾好評,處分期滿后被提拔為東江高新科技產業園管委會某辦負責人。

“問責是把利器,也是懲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手術刀,既要高高舉起,也要精準落下。要通過精準問責,起到問責一個、震懾一批、教育一片的效果,讓干部真正把責任扛起來。”北京科技大學廉政研究中心主任宋偉說,運用好問責利器,不僅體現了認識水平和工作能力,更體現了政治覺悟和政治擔當。唯有堅持實事求是,嚴格依規依紀依法,才能做好問責工作。(記者 李志勇)

二、如何問得精準?須遵循四大原則

近日,云南省紀委監委通報了5起問責典型案例,其中一起為昭通市彝良縣原紀委書記馬康鳳(現任綏江縣委副書記、縣長)、陳瑾(現任昭陽區紀委書記、區監委主任)因履行主體責任和監督責任不力被問責。

通報顯示,2012年9月至2017年1月,馬康鳳、陳瑾在先后擔任彝良縣紀委書記期間,對縣教育局原紀檢組組長、紀委書記,現任縣信訪局局長彭樂耘的有關問題處理處置不當:一是彭樂耘因彝良縣教育系統發生多起違紀違法案件和自身違反中央八項規定精神的問題,受到誡勉問責,縣紀委對其責任追究不到位;二是收到反映彭樂耘的信訪件后,未及時組織開展核查,作暫存待查處置;三是在縣委組織部征求彭樂耘的黨風廉政意見回復中未如實反映其履行監督責任不力問題。

馬康鳳和陳瑾因對上述問題負主要領導責任,受到黨內警告處分;彝良縣紀委被給予通報問責;彭樂耘受到黨內嚴重警告處分。

“這是一起對問責不力再問責的典型案例。”云南省紀委監委黨風政風監督室副主任董琦表示,當前問責在執行中確實存在一些問題,“一方面表現為問責泛化、簡單化,比如某地曾發生一起群體性事件,該追責的部門本已明確,但縣領導覺得問責范圍不夠廣,不足以體現問責決心,于是把本無直接關系的部門也列入問責名單。但是另一方面,從我們掌握的情況來看,在基層,像彝良這樣問責不力的問題同樣突出,甚至更為典型。”

江西省萍鄉市委常委、市紀委書記、市監委主任梅仕燦結合當地情況總結了問責不力的幾種表現:“一是問責領導干部少,去年被問責人員中,縣處級占比6%,鄉科級39.3%,其他人員54.7%,科級以下干部被問責的數量遠超過半數;二是黨委工作部門問責少,去年362起問責案例中,黨委工作部門僅問責1起,問責合力還沒有形成。”

十九屆中央紀委三次全會指出,今年要修訂問責條例,“扭住主體責任,履行監督專責,實施精準問責,防止問責不力或者問責泛化、簡單化”。可見,克服問責不力與克服問責泛化、簡單化對于實現“精準問責”同樣重要,不可偏廢。

“失責必問、問責必嚴”被反復強調,但實踐中何以仍存在問責不力、問責疲軟的問題?

對此,董琦有自己的思考:“一個主要原因是‘不愿得罪人’的思想仍然存在,特別是在基層,對同級不敢較真或者‘降格以求’,問責力度不夠;其次,問責主體的業務能力和水平參差不齊,存在機械化執行現象;還有些領導干部對自身職責和有關問題認識不到位、政治站位不夠高,認為問責不是自己該管的事,等等。”

推動精準有力實施問責,許多地方都在進行積極探索。

重慶市南川區為解決問責不力問題,明確問責重點,將違反中央八項規定精神問題、發生區域性或系統性腐敗問題、巡察移交問題等作為“一案雙查”的重點,對責任不清楚、問責不到位的,一律不銷號,做到“不以權勢大而破規、不以問題小而姑息、不以違者眾而放任”,增強問責剛性。同時,綜合運用誡勉談話、組織處理、紀律處分等方式進行問責,體現“有權必有責、有責要擔當、失責必追究”。如,一街道原紀工委書記胡某某履行監督責任不力,致使“小案”變“大案”,受到黨內警告處分,紀工委書記職務被免。

湖北省咸寧市注重將問責與省委巡視反饋意見整改相結合,與集中整治形式主義、官僚主義突出問題相結合,與紀律監督、監察監督、巡察監督、派駐監督相結合,重點針對全市教育部門與所屬公司脫鉤劃轉中弄虛作假等問題,問責相關責任人31人。

“動員千遍,不如問責一次。問責是全面從嚴治黨的利器,對失職失責者必須嚴肅問責,讓失責必問、問責必嚴成為常態。同時還要認識到問責只是手段,負責才是目的。必須堅持實事求是,堅持權責對等,依規依紀,實施精準問責,既體現力度、又體現溫度,既防止問責不力、又避免問責泛化,真正做到喚醒責任意識,激發擔當精神。”浙江省東陽市委常委、市紀委書記、市監委主任胡勇春表示。(記者 劉一霖)

三、各盡其責,不越位更不缺位

近日,華東某市紀檢監察干部向記者反映了問責工作中遇到的困擾:該省環保督察組在開展督察工作過程中發現一些問題線索,將其移送給由該市紀委、組織部、環保局等組成的聯合調查組進行調查。然而,當該市紀委根據調查結果擬出問責決定后,督察組卻提出異議,認為該市紀委問責力度不夠,不像其他市都有立案情況,甚至要求該市紀委“至少保證有1起立案”。

“對于相關問題線索,我們進行了詳細周密的調查,依規依紀依法逐一核實、區分、認定責任,經過集體討論后擬出問責決定,結果卻因為‘沒有1起立案’而被否定,甚至還被誤解為問責不嚴不實不力。”參與調查問責的該市紀委監委黨風政風監督室主任滿肚子“苦水”。

在采訪中,記者發現,類似問題并非個例。有的地方發生重大安全事故,當地政府組織調查后,要求紀委對相關人等從嚴問責,并明確提出“某某要開除黨籍”“某某要移送司法”;有的檢查組、督導組在移交問題線索時,直接將具體處理意見一一列出,和盤端給紀委;還有一些巡視巡察組將發現的所有問題都扔進“問責事項”的筐子里,要求相關部門或者直接交由紀委以各種形式問責,以此作為倒逼責任落實的“萬用靈丹”……事實上,這些部門或組織雖然沒有直接進行問責,卻通過各種方式將問責意見強加給紀委。這些越位錯位的做法,不僅對紀委履行專責帶來了不利影響,也很容易導致問責出現偏差,損害問責工作的規范性和嚴肅性。

“問責是一項嚴肅的政治工作,不能誰說問責就問責,想怎么問責就怎么問責。要想把問責的板子打準打實,問責主體及其權責必須首先明確。”中國礦業大學(北京)廉政研究中心執行主任劉金程認為,究竟誰有權問責,答案就在問責條例、監察法等相關法規中。

問責條例第八條規定,“問責決定應當由黨中央或者有管理權限的黨組織作出。其中對黨的領導干部,紀委(紀檢組)、黨的工作部門有權采取通報、誡勉方式進行問責;提出組織調整或者組織處理的建議;采取紀律處分方式問責,按照黨章和有關黨內法規規定的權限和程序執行”。監察法第四十五條明確,監察機關可以根據監督、調查結果,“對不履行或者不正確履行職責負有責任的領導人員,按照管理權限對其直接作出問責決定,或者向有權作出問責決定的機關提出問責建議”。

“由此可見,除了黨委(黨組)和紀委(紀檢組)以外,組織、宣傳、統戰、政法等黨的工作機關也有黨內問責權限;監察機關則可以按照管理權限直接作出監察問責決定。在具體實踐中,應注意做好黨內問責與監察問責的貫通協調,充分發揮問責效力。”劉金程認為。

也有不少干部向記者反映,問責工作中存在實施主體單一化、紀檢監察機關“包打天下”“一把快刀什么都要砍”的現象。一些黨組織和黨員領導干部習慣性地、想當然地認為,問責就是紀委(紀檢組)的事情,這種情況越到基層越普遍。比如,一些地方在環境保護、信訪維穩、文明城市創建等工作中出現推動不力等問題,都要求紀檢監察機關實施問責,而不是由相應的黨委(黨組)來實施。

對各地問責數據抽樣調查的結果,驗證了上述情況確實存在。如,2017年安徽省安慶市紀委共問責市管干部59人,市委未直接作出過問責決定,市委各工作機關中僅有市委組織部問責2人,且均為市紀委調查后移送組織部處理。又如,2018年四川省自貢市大安區累計問責處理(書面檢查及以上)152件次,其中通過紀檢監察機關實施問責118件次,約占問責總數的77.6%。

“有權必有責,有責要擔當。落實問責責任,既要警惕主體不明、越位錯位,也要防止責任空轉、缺位失位,這是一體兩面的問題。”上海市普陀區紀委常委、區監委委員、案件審理室主任楊劍認為,各問責主體必須明確權責、履職盡責,做到不缺位、不越位、不替代,在各項程序性環節中都要堅持和加強黨的領導。

針對問責主體越位缺位等問題,一些地方積極進行探索:有的將各級基層黨委(黨組)實施問責的情況納入黨風廉政建設責任制考核當中;有的制定黨組織和黨的工作機關開展問責情況向紀檢監察機關通報制度,等等。例如,2018年底,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區紀委與區委組織部聯合制定了《區管干部誡勉內部操作規程》,明確了區紀委9種適用情形、區委組織部9種適用情形,通過建章立制規范問責、壓實責任。

“問責工作是一項需要共同發力的工作,既是上下縱向的,也是左右橫向的。只有各個問責主體各司其職、各盡其責、并肩作戰,積極擔負起問責工作主體責任,問責利器才能更加有力有效。”拱墅區紀委監委主要負責人表示。(記者 閆鳴)

四、聚焦“關鍵少數” 打準問責板子

湖北省武漢市紀委監委數月前糾正了某區紀委監委對一起頂風違紀案的處理意見。

2018年4月7日中午,武漢市某市場監督管理所值班人員陳某和3名聘用人員在值班期間違規飲酒,飯后違規使用公車送人回家。區紀委監委提出,給予陳某行政警告處分,給予該所所長劉某及3名聘用人員責令作出書面檢查處理。武漢市紀委監委了解審核后認為,所長劉某沒有做好節前紀律教育,所里公車管理使用混亂,應予問責。2018年6月,劉某受到黨內警告處分。

目前,在一些地方特別是基層單位,問責泛化、對象把握不精準的現象和傾向不同程度存在。據江西省萍鄉市蘆溪縣委書記楊勁松介紹,自2016年8月以來,蘆溪縣問責黨員干部59人,主要負責人僅占27.1%,大多數是副職和一般干部。

中國紀檢監察學院黨建教研部副研究員王希鵬分析說:“有的是‘看人下菜式’,問下不問上、問小不問大,‘弱勢’部門問的多、‘強勢’部門追的少,直接責任問的多、領導責任追的少,避重就輕,‘捏軟柿子’;有的是‘輪流坐莊式’,為了應付上級的多種問責、多次問責,不管誰的責任、什么責任,班子成員輪流‘分擔’;有的是‘指標式’‘湊數式’,把問責了多少干部作為相關部門的工作業績,為問責而問責。”

關于打準問責板子,湖北省沙洋縣委常委、縣紀委書記、縣監委主任楊成英認為:“權力和責任是對等的。有責任但履責不力,問你的責天經地義;本身沒有責任,也就談不上失職失責,更談不上追責問責。問責泛化、擴大化,為了‘交差’找‘背鍋俠’,這些都違背了問責的原則。”

如何防止問責泛化、重點跑偏、對象把握不精準?黨章、問責條例、黨紀處分條例和監察法等黨內法規和法律規定,以及中央的有關要求,為精準有效問責提供了依據——

開展問責要抓住“關鍵少數”,特別是緊緊扭住第一責任人這個“牛鼻子”。根據《中國共產黨問責條例》第四條,問責問的是“在黨的建設和黨的事業中失職失責黨組織和黨的領導干部的主體責任、監督責任和領導責任”,黨內問責的對象是“各級黨委(黨組)、黨的工作部門及其領導成員,各級紀委(紀檢組)及其領導成員,重點是主要負責人”。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監察法》第四十五條,監察問責的對象是負有領導責任的領導人員,而不是一般工作人員,以突出領導干部這個“關鍵少數”。

聚焦“關鍵少數”,打準問責板子,也要分清責任。《中國共產黨問責條例》第五條明確規定:“黨組織領導班子在職責范圍內負有全面領導責任,領導班子主要負責人和直接主管的班子成員承擔主要領導責任,參與決策和工作的班子其他成員承擔重要領導責任。”

“精準有效用好問責利器,‘火力’不能整偏了、搞歪了!不能用問直接責任代替問領導責任,不能以問下級責任代替問主要領導和分管領導的責任!”武漢市委常委、市紀委書記、市監委主任張曙表示,對黨組織問責,也應當同時對負有領導責任的該黨組織領導班子成員進行問責。

江西省吉安市紀委常委、監委委員、黨風政風監督室主任曹蕾對此解釋說:“落實管黨治黨政治責任,關鍵在黨委、要害在一把手,根本要靠以上率下,層層傳導壓力。將一把手作為重點問責對象,就如同綱舉目張中的那個綱,拎起了這個,全面從嚴治黨就有了有力的抓手。”

十九屆中央紀委三次全會工作報告要求:“扭住主體責任,履行監督專責,實施精準問責,防止問責不力或者問責泛化、簡單化。”落實全會部署,就要聚焦“關鍵少數”,敢于動真碰硬,把黨員領導干部特別是主要負責人作為重點問責對象,用強有力的問責倒逼責任落實。(韓亞棟)

五、嚴格程序 拒絕“拍腦袋”問責

前不久,華中某地一鄉紀委干部告訴記者,該鄉黨委書記開會時發現,自己前兩天布置的一項工作在某村推進不力,大為惱火,越講越生氣,最后當場就要求紀委書記對該村干部進行問責。“沒有進行調查了解,沒有履行任何手續,一氣之下就要求問責,不僅我們工作不好開展,也搞得基層干部怨氣很大。”這位鄉紀委干部“訴苦”道。

問責有著嚴格的規定和程序,任何人都不能以言代法。對于問責的啟動和實施,要依據黨章和問責條例、黨紀處分條例等黨內法規以及監察法等法律法規,嚴格按程序進行,不能因為個別領導一不高興、一拍腦袋就草率問責,也不能因為上級機關或有關方面的壓力就不講程序不依事實簡單地“執行”。

采訪中,記者發現,一些地方在開展問責時不注重程序規范:有的不講程序,一些問題未進行充分調查、未核實清楚便直接作出問責決定;有的先行作出問責決定、公開通報,之后才啟動相關程序;有的采取紀律處分方式問責的,沒有按照紀律處分程序執行,等等。

“《中國共產黨問責條例》規定,問責決定應當由黨中央或有管理權限的黨組織作出。尤其是對于采取紀律處分方式問責,明確要按照黨章和有關黨內法規規定的權限和程序執行。”河北省紀委監委有關負責人表示,對于紀檢監察機關來講,如果要給予問責對象紀律處分,必須嚴格做好初步核實、立案審查、審理等環節工作,全面履行審批、報備等手續,嚴格按程序提出意見、作出處理。

中辦前不久發出的《關于解決形式主義突出問題為基層減負的通知》指出,“實事求是、依規依紀依法嚴肅問責、規范問責、精準問責、慎重問責,真正起到問責一個、警醒一片的效果。”北京航空航天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副院長杜治洲認為,如果說問責是一把戒尺,那么用好這把尺子就要講規則、講程序,“‘嚴肅、規范、精準、慎重’問責都體現在嚴格的決策和規范的程序中。”

2018年5月27日,位于江蘇省江陰市璜土鎮的江陰市科誠模具翻轉系統有限公司廠房南側圍墻突然發生坍塌,造成6人被埋,傷者均第一時間被送往醫院,3人因搶救無效死亡,直接經濟損失約500萬元。

事故發生前兩天,江陰地區連降大到暴雨,其中5月25日降雨量達57.6mm,造成了坍塌圍墻的受力條件和地基土的應力狀態發生變化。基礎土層浸泡于水中,致使地基土承載力極度減弱。是天災還是人禍?是偶發性自然災害還是安全生產責任事故?如何區分責任、定性問責?

“面對復雜因素構成的安全生產事故,我們沒有草率地‘一問了之’,而是按照程序,深入展開調查、認真組織核實,最大程度還原事實真相,正確區分問題性質,確保把問責的原因、依據、檔次、類型等找準做實。”江陰市委常委、市紀委書記、市監委主任靳佳高介紹,調查中,該市聘請了5名專家成立專家組,分析事故成因,同時,多方聽取意見,根據市安委會作出的“因極端氣候引發違章建筑倒塌的安全生產事故”等結論,形成問責調查報告,對失職情況進行了準確定性。最終,璜土鎮副鎮長兼綜合執法局局長陳云等人因履行安全監管職責不力受到政務處分。

精準有效用好問責利器,還應根據實際情況制定可操作性和約束力強的問責實施辦法。記者注意到,目前已有多地出臺相關辦法,進一步明確問責程序,細化啟動、調查、決定、執行、申訴等一整套問責流程。

例如,《廣東省黨的問責工作實施辦法》明確問責的啟動、核查、決定以及成果運用等一般性程序,并進一步明確問責中不同機關和部門的權限及分工,還增設了聽取被問責人意見、申訴救濟等程序,保障被問責人權益。《重慶市實施〈中國共產黨問責條例〉辦法》規定了簡易程序、聽取問責對象陳述申辯、制作問責決定書等內容,并強調問責啟動的制度化,堅決防止隨機性、選擇性問責。

“不能不問青紅皂白隨意問責、誰想問責就能問責。”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政法教研部副教授張勇認為,要嚴格問責程序,在問責啟動之初就設置相關程序環節,“對于問責的立案,應該由具有相應權限的黨組織、黨的工作部門、紀檢監察機關的領導班子集體研究,決定立案后,再嚴格依規依紀依法開展問責調查、作出問責決定、執行問責等,如此,才能更好地對‘拍腦袋’問責說不。”(記者 張弛)

六、實現政治、紀法、社會效果相統一

問責的目的在于喚醒黨組織和黨員領導干部全面從嚴治黨的責任意識,激發擔當精神,把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和黨中央重大決策部署不折不扣地貫徹落實到位。如果不問青紅皂白,不分清事實真相,問責不精準,處理了不該承擔責任的人,或者處理得畸輕畸重,都會影響黨員干部干事創業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滋生“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念頭,問責就起不到應有的作用。

“在脫貧攻堅工作中,由于對政策把握不準,怕碰到各種條條框框,有的干部為求不出事,寧愿少干事;還有的干部想干事又放不開手腳,畏首畏尾,瞻前顧后。”貴州省一名基層干部坦言。

問責要注重效果,要嚴管厚愛,一方面壓實責任,激勵擔當,另一方面要體現關心關愛,保護干事創業積極性。“問責是個精細活,查明黨組織、黨的領導干部失職失責問題,要綜合考慮主客觀因素,區別不同情況,精準作出問責決定,才能體現良好的政治效果、紀法效果、社會效果。”山東大學法學院教授肖金明表示。

日前,在貴州省安順市普定縣易地扶貧搬遷工作推進會上,楊永富代表穿洞街道作了經驗發言。而就在去年12月,楊永富還是一名“問題干部”。由于景湖村4戶不符合退出標準的貧困戶錯退,楊永富作為村委會主任負有責任,接受縣紀委監委的調查。

縣紀委監委核實情況后,認定楊永富雖然在工作中存在不足,但其在職責范圍內采取了措施,而且在脫貧攻堅工作中認真負責,群眾口碑很好,建議對楊永富啟動“盡職免責”程序。今年1月,報經縣委研究后,縣紀委監委決定對楊永富免予黨紀處分。

“秉持盡職免責、失職追責的原則,堅決防止粗放執紀、堅決防止泛化問責。既堅持‘容錯’,做到寬嚴相濟、正向激勵,又堅持‘糾錯’,做到立行立改、堵塞漏洞,力爭取得更好的政治、紀法和社會效果。”貴州省委常委、省紀委書記、省監委主任夏紅民表示。

實施容錯免責減責,絕不是搞紀律“松綁”。貴州省嚴格執行“三個區分開來”,要求精準把握事業為上、實事求是、依紀依法、容糾并舉4條原則,結合動機態度、客觀條件、程序方法、性質程度、后果影響以及挽回損失6個要件,綜合分析干部失誤錯誤,做到該容的大膽容錯,不該容的堅決不容。

問責是手段,意在督促黨員領導干部切實把管黨治黨的擔子擔起來,種好自己的“責任田”,達到問責一個、警醒一片的目的。

為強化問責效果,一些地方積極進行探索:有的建立典型案件問責整改通報制度,要求典型案件發生單位召開警示教育大會;有的把問責工作與嚴肅黨內政治生活緊密結合,對受到提醒談話、誡勉談話和因履職不力被問責的領導班子和領導干部,要求在班子民主生活會上作出檢討。2018年,江西省4個市廳級領導班子、64名市廳級領導干部,就在其黨委(黨組)民主生活會上作出檢討,并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舉一反三、推動治本。(徐夢龍)

七、問責不能代替管理

據媒體報道,2017年2月8日,湖南郴州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管委會紀檢監察室開出一份問責意見單,就一名員工早上9點在辦公室喝牛奶,要求相關單位進行問責處理。此事曾一度引發熱議。

“問責問的是主體責任、監督責任和領導責任,問責對象主要是相關黨組織和‘關鍵少數’。”從事反腐敗理論研究的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副研究員田坤認為,“上班喝牛奶”應屬日常管理范疇,如果沒有造成不良影響,還到不了追責的程度,更不能問責。

記者在采訪中發現,當前一些地方和單位存在問責“工具化”的傾向:工作推進中過度依賴“問責推動”;有的以問責代替整改;有的把日常管理上的問題,也拿問責來處理,等等。比如,某市一條河道里堆積著幾十年來形成的各種各樣垃圾,一位市領導要求街道用一兩周時間完成清理。面對幾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務,該街道黨工委書記在身體生病、打著點滴的情況下,帶領干部群眾日夜奮戰,依然沒能“按時”完成清理任務,最終被問責。這個事例表明,有的領導在中心任務、重點工作的推進和日常管理中,自覺不自覺地把問責的分量擺得畸重,而對管理工作的其他要素——下級是否具備完成任務的條件、對任務規定的完成時限是否科學、自身指導責任是否到位等,考慮不夠。

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區紀委監委相關負責人表示,在基層的工作實踐中,確實發現一些問責泛化、簡單化的問題,甚至用問責代替管理,暴露出問責主體在管理能力上的缺陷。“在管理鏈條中,問責既不能缺位、又不能越位。對出現的問題,要依據事實,嚴格依規依紀,嚴格程序要求,進行問責。”該負責人認為。

問責條例第四條規定,“黨的問責工作是由黨組織按照職責權限,追究在黨的建設和黨的事業中失職失責黨組織和黨的領導干部的主體責任、監督責任和領導責任。”“問責對象是各級黨委(黨組)、黨的工作部門及其領導成員,各級紀委(紀檢組)及其領導成員,重點是主要負責人。”江蘇省阜寧縣紀委監委相關負責人對記者說:“問責是針對‘兩個責任’落實不力的利器,用在規范普通工作人員日常管理問題上,模糊了焦點、忽視了重點、偏移了方向。‘好鋼要用在刀刃上’,要準確理解問責制度的設計初衷,精準把握問責的科學內涵,切不可偏離。”

“日常管理的重點在事前、事中,而問責是基于已出現失職失責情形,既是‘懲前’,也是‘毖后’。”田坤表示,如果領導機關、領導干部日常管理到位,指導科學,協調有力,有的問題就不會發生,自然能夠減少問責。在管理中過度依賴問責,甚至以問責代替管理,不但不能使人心服口服、激發擔當精神和責任意識,還會弱化黨員干部的工作積極性。

“問責不能替代日常教育、監督、管理。問責后的監督管理,也同樣重要。”天津市紀委監委強化被問責人員監督管理,認真做好問責“后半篇文章”,注重加強對受處分干部的黨性教育、回訪教育、心理疏導,體現組織關懷的溫度,使其正視問題、甩掉包袱、重拾信心。正確對待被問責的干部,對影響期滿、表現好的干部,符合有關條件的,該使用的使用。

“問責的事后性、懲罰性、警示性決定了,只有保持精準,才能維護其權威、保障其效度。”田坤表示,問責是利器,不能“輕用鋒芒、動則有傷”,惟有嚴肅問責、規范問責、慎重問責,才能真正起到問責一個、警醒一片的效果。(記者 周根山)

八、既避免問責泛化,又防止問責不力

近日,云南省紀委監委通報了5起問責典型案例,其中一起為昭通市彝良縣原紀委書記馬康鳳(現任綏江縣委副書記、縣長)、陳瑾(現任昭陽區紀委書記、區監委主任)因履行主體責任和監督責任不力被問責。

通報顯示,2012年9月至2017年1月,馬康鳳、陳瑾在先后擔任彝良縣紀委書記期間,對縣教育局原紀檢組組長、紀委書記,現任縣信訪局局長彭樂耘的有關問題處理處置不當:一是彭樂耘因彝良縣教育系統發生多起違紀違法案件和自身違反中央八項規定精神的問題,受到誡勉問責,縣紀委對其責任追究不到位;二是收到反映彭樂耘的信訪件后,未及時組織開展核查,作暫存待查處置;三是在縣委組織部征求彭樂耘的黨風廉政意見回復中未如實反映其履行監督責任不力問題。

馬康鳳和陳瑾因對上述問題負主要領導責任,受到黨內警告處分;彝良縣紀委被給予通報問責;彭樂耘受到黨內嚴重警告處分。

“這是一起對問責不力再問責的典型案例。”云南省紀委監委黨風政風監督室副主任董琦表示,當前問責在執行中確實存在一些問題,“一方面表現為問責泛化、簡單化,比如某地曾發生一起群體性事件,該追責的部門本已明確,但縣領導覺得問責范圍不夠廣,不足以體現問責決心,于是把本無直接關系的部門也列入問責名單。但是另一方面,從我們掌握的情況來看,在基層,像彝良這樣問責不力的問題同樣突出,甚至更為典型。”

江西省萍鄉市委常委、市紀委書記、市監委主任梅仕燦結合當地情況總結了問責不力的幾種表現:“一是問責領導干部少,去年被問責人員中,縣處級占比6%,鄉科級39.3%,其他人員54.7%,科級以下干部被問責的數量遠超過半數;二是黨委工作部門問責少,去年362起問責案例中,黨委工作部門僅問責1起,問責合力還沒有形成。”

十九屆中央紀委三次全會指出,今年要修訂問責條例,“扭住主體責任,履行監督專責,實施精準問責,防止問責不力或者問責泛化、簡單化”。可見,克服問責不力與克服問責泛化、簡單化對于實現“精準問責”同樣重要,不可偏廢。

“失責必問、問責必嚴”被反復強調,但實踐中何以仍存在問責不力、問責疲軟的問題?

對此,董琦有自己的思考:“一個主要原因是‘不愿得罪人’的思想仍然存在,特別是在基層,對同級不敢較真或者‘降格以求’,問責力度不夠;其次,問責主體的業務能力和水平參差不齊,存在機械化執行現象;還有些領導干部對自身職責和有關問題認識不到位、政治站位不夠高,認為問責不是自己該管的事,等等。”

推動精準有力實施問責,許多地方都在進行積極探索。

重慶市南川區為解決問責不力問題,明確問責重點,將違反中央八項規定精神問題、發生區域性或系統性腐敗問題、巡察移交問題等作為“一案雙查”的重點,對責任不清楚、問責不到位的,一律不銷號,做到“不以權勢大而破規、不以問題小而姑息、不以違者眾而放任”,增強問責剛性。同時,綜合運用誡勉談話、組織處理、紀律處分等方式進行問責,體現“有權必有責、有責要擔當、失責必追究”。如,一街道原紀工委書記胡某某履行監督責任不力,致使“小案”變“大案”,受到黨內警告處分,紀工委書記職務被免。

湖北省咸寧市注重將問責與省委巡視反饋意見整改相結合,與集中整治形式主義、官僚主義突出問題相結合,與紀律監督、監察監督、巡察監督、派駐監督相結合,重點針對全市教育部門與所屬公司脫鉤劃轉中弄虛作假等問題,問責相關責任人31人。

“動員千遍,不如問責一次。問責是全面從嚴治黨的利器,對失職失責者必須嚴肅問責,讓失責必問、問責必嚴成為常態。同時還要認識到問責只是手段,負責才是目的。必須堅持實事求是,堅持權責對等,依規依紀,實施精準問責,既體現力度、又體現溫度,既防止問責不力、又避免問責泛化,真正做到喚醒責任意識,激發擔當精神。”浙江省東陽市委常委、市紀委書記、市監委主任胡勇春表示。(記者 劉一霖)

技術支持:安徽子牙信息技術有限公司(http://www.yeecms.com/)
360彩票老时时彩开奖